2010年9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举办了一场别具意义的“留苏东学者座谈会”。王家福、任允正、韩延龙、马骧聪、高恒、张仲麟、刘楠来、曾庆敏等8位上世纪50年代留学原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老一辈法学家齐聚一堂，畅谈他们的留学经历及其后来在法学所、国际法所的往事。中国法学网将与会老专家们的发言编辑如下，借此向他们为新中国法学研究事业和法治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致敬。
王家福（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法学所原所长、终身研究员，1955-1959年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学习，获副博士学位，1959年进所）：我当年从北大法律系转到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编者注），1955年被选派到苏联留学，一晃55年过去了，来到法学所工作也有51年了。我个人感到法学所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平台，这里没有帮派、没有斗争，只有友爱和相互关照。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的法治建设做出贡献。我们这些老头子希望健康长寿。法学所这个地方，我们来了以后，一直没有发生过大的事情，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即便是在“文革”期间，也是比较平稳地过来了。我们这些人当时去苏联留学，没有任何背景，完全靠的是真本领。我在苏联，当时学习民法，我们研究生待遇很高，当时一个人一个月700卢布，大学生是500卢布。大家在苏联时都很守规矩，认真学习，非常刻苦。当时的情况是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被选派到苏联去留学的。
任允正（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1954-1959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获学士学位，1959年进所）：大家在一起感到很亲切。我是从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的前身——编者注）进入留苏预备学习的。在座的刘楠来是我的校友，不过比我晚一年去的苏联。记得当时1959年回国时，法学所领导谢铁光领回了我们五个人，包括已经去世的吴大英，在座的张仲麟和王家福，没有来的吴云琪，还有就是我。我的一生基本上是从学校到学校再到研究所，应当说没有党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应当说，到法学所来工作不虚此生。想想留苏的同学一块儿进所的，现在已经有五位永远离开了我们，他们是王叔文、司马念媛、陈绥、吴大英和吴建璠。我们这些老同志还活着，有的还战斗在第一线，要感谢所领导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对我来说，苏联是第二故乡，法学所就是我的家。我个人没有太复杂的经历，没有那种“三级跳”或“四级跳”的人生起伏，人生很简单。借这个机会，我要说祝两所不断繁荣昌盛。
张仲麟（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原副所长、研究员，1955-1959年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学习，获学士学位，1959年进所）：我这个人从小就在北京长大，初中时就当了亡国奴，那滋味儿不好受啊。解放后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去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后来就去了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学习，回国后一直在法学所工作。这些年来，我个人得到了法学所的不少照顾，打心眼儿里感谢。我们这些人，都是学马克思主义长大的，对马克思主义很有感情。我觉得现在社会发展得很好，强调“以人为本”，这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当然，我们也要总结经验，特别是要在宪法中把指导思想表述得更准确和清晰一些，才能保证国家今后前进的方向正确。
刘楠来（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国际法所研究员，1955-1961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获副博士学位，1961年进所）：我是从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去苏联学习的，东北人民大学就是现在吉林大学的前身。1961年初我与高恒一块儿进的法学所，我比他早两个月来。我在莫斯科大学与高恒是一个党支部，分到法学所后，先给我派到了二组搞法制史，后来才转到搞国际法。记得到所里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周新铭副所长让写的，题目叫《论卢梭的国家学说》，周新铭副所长给推荐到《新建设》杂志上发表。年轻人总是对自己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记忆深刻。我觉得来法学所后之所以能取得一点儿成绩，与当时的老领导对年轻人的提携是分不开的。在苏联的时候，我们都很努力。现在大家都老了，有些还不停地工作，例如，曾庆敏在老干部局那儿就立了项目，家福就更不用说了。我去年还被选为常设仲裁院（PCA）的仲裁员。这个机构比国际法院历史还要老，与之在一个楼内办公。中国是缔约国，可以选派四名仲裁员。1993年当时选派了第一批，包括李浩培、端木正、王铁崖三位先生。2009年补充了三个，包括薛捍勤、许光健，还有我。如果遇到涉及中国的案子才叫我们去。我们现在身体还行，尚能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顺便说一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在有个老专家协会，这个协会的宗旨就是如何把老专家的作用发挥出来，我参加了这个协会。现在已经出了两本书了，主要把一些老专家亲身经历的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事情记录下来，作为永久性的史料予以珍存。现在近代史所有三个口述记录员，我们所也可以请他们来帮忙，请一些老同志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写下来。比如中国法律史学会和中国国际法学会，比中国法学会还要早，都是我们所创建的。中国法律史学会现在还在我们所，国际法学会移到外交学院了，这些学会的创建过程我们有许多人是经历了的，可以写出来，这样做对于所里的学科建设和发展都是很有好处的。
高恒（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法学所研究员，1955-1961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获副博士学位，1961年进所）：今天这个座谈会令人感动。想想当初从武汉大学法律系快要毕业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要去苏联留学，只是想过去检察院、法院干点事情。学校宣布我去留苏的时候，觉得事情来得很突然，我没作任何思想准备，况且我还是资产阶级出身。后来李达校长（中共一大代表）找我谈话，说遴选的三个人中就有我。1954年到1955年我在北京俄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编者注）学了一年俄语之后，就去了莫斯科大学。当时我在莫大是念研究生，待遇很好，住宿的条件相当于现在的四星级或五星级宾馆。本科生是两人一间宿舍，研究生是一人一间。苏联学生对我们也很友好。那时候研究生与导师接触的机会不多，而当时的导师一般都在政府里担任高干，我的导师安德烈•伊万诺夫是一名部级干部，曾率苏联代表团访问过中国。在苏联时我和在座的刘楠来隶属于同一个党支部，他给了我很多帮助。在苏联期间，中国留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例如，当时我们和黄嘉华（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特派全权大使）、吴建璠（已去世）、魏敏（北大法学系教授，已去世）经常在一起。1960年到法学所后，基本上是一边劳动一边写东西，当时我和唐德华（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一起到外边调研。后来运动一个接一个地来，我那时主要是翻译一些资料，最初还不是法学而是哲学方面的，例如孟德斯鸠、黑格尔等的著作。再后来我被分到了二组（法制史）工作，参与对《政治学说史》的翻译。当时一组搞法理，二组搞法制史，三组搞刑法，四组搞国际法。再说王可菊（高的爱人，也是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编者注），她是1959年从保加利亚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她最早是在北京第一女中学习，后来在清华大学又上了两年，1953年去保加利亚留学。她学了不少种外语，先是学英语和俄语，去了保加利亚又学会了保加利亚语，再后来又学了南斯拉夫语，还曾经为周恩来总理作过一次保加利亚语翻译。而且王可菊和曾庆敏两人到教委拿的是八年制大学文凭，这在当时也是很稀罕的。
马骧聪（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法学所研究员，1955-1960年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学习，获学士学位，1960年进所）：今天这个活动是家福和所领导倡议的，我们来所里五十年了，还是第一次。我想这是一次令人非常高兴的事情。我这个人经历很简单，53年前从河南农村到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学习，临毕业时学校通知我去苏联留学。1960年来所工作至今，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培养，可以说，没有党的培养，没有法学所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因此，我从心里感谢党和国家，感谢法学所。现在回忆在苏联的时光，那个年代，苏联人民对我们特别友好，连到电影院看电影苏联人也不用中国留学生排队，而他们自己却排队买票。我记得有一年暑期，我一个人买了一张票去黑海附近休假。路上乘火车遇到一个酒鬼，他一直缠着我，临走时没想到这个酒鬼还买了两瓶酒送给我，说我是他真诚的朋友。苏联人这种真诚待客的性格，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和做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我1960年来所之后，虽然受当时形势所迫，学术研究受到了一定限制。但是，当时的小环境还是很宽松的，所领导对我们年轻人都比较照顾。一开始我在编辑部工作，后来又搞了国际法，最后选择了环境法专业。在这个选择过程中，所领导和同事们给予了充分理解和支持。当年张友渔老所长在担任社科院副院长期间还多次关心过我的研究状况。现在我们老了，退休了，但还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衷心希望法学所能够越办越好。最后也祝福在座的学长身体健康。
曾庆敏（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1952-1957年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学习，获学士学位，1957年参与法学所筹建）：首先，要感谢所领导召开这样的座谈会，这是我们留苏东学者五十几年来举行的第一次座谈会。1957年我从苏联回来时参加法学所建所的筹备，从苏联一块儿回来的有司马念媛、王叔文、吴建璠、陈绥、童明辉和我，共6个人。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前段时间，我的老同学北大陈宝音教授的爱人给我打电话，说陈宝音教授去世后，她翻翻过去的照片，知道有我这么个老同学。另外还有一个曹克，现在也联系不上了。我原来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俄语，离毕业还差两个月，1952年4月说集中培训，9月份就去了苏联。其中参加培训的到第二年才去。在苏联一呆就是五年。在苏联时，所学的主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联共（布）党史等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在我们这些人的头脑中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回国后又学习《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所以像我这样的人，过去、现在、今后，世界观都深深地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烙印。还有一点，像我们这些在苏联念本科的，与研究生还不一样，同苏联学生基本上能打成一片。当时苏联人民对我们中国留学生确实很好，我去苏联时，斯大林还健在。当时我感觉，苏联人民帮助中国人民是完全无私的。我是学俄语的，小学的时候学了点儿英语，中学又学点儿法语，到了大学才学俄语。在国内学的俄语在苏联应付日常的还行，但是学法律就费劲了，常常是听老师上课讲的东西感觉像是在听天书，没办法只能求苏联同学帮忙。当时苏联老师上课都是念讲稿，句子太长太深奥，而苏联同学在宿舍里用短句，逐个讲解，就很容易明白了。所以，我们与苏联同学的感情很深。刚刚改革开放不久，有一天，我原来的同学打电话找我，说他到中国了想见我。我就问怎么知道我的联系方式的，他就说是访问中国法学会，通过中国法学会打听到曾庆敏的联系方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俄罗斯人很看重友谊，为了友谊砍掉两只手给你也愿意。俄罗斯人性格很直爽。记得当时赫鲁晓夫做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没有让中国学生听。苏联学生听完后一回来就开始抨击，说不能把责任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他赫鲁晓夫当时干吗了？这就是俄罗斯人的性格。我在苏联也受到的这种性格的影响，养成了直来直去的性子。我记得自己当年就向领导反映王家福、王叔文两个学民法的都呆在法理组不行，应当有一个人出来搞民法，不过当时的环境对搞民法的人来说还是很“险恶”的。后来，领导采纳了我的意见，王家福出来搞民法了，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就。当然，我现在都快80的人了，现在说话还是有点直来直去。有次出版社的编辑给我打电话，说您这么大年纪的人，写东西怎么还这样“冲”呢？没办法，在苏联学习期间养成的，很难改。再有，我们这些人已经养成了将研究事业当成生命一部分的习惯了，即便退休在家也闲不住。前几天我和老伴儿去养四天就回来了。我就习惯每天写点儿东西，不做事情好像不行。
韩延龙（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法学所研究员，1955-1960年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学习，获学士学位，1960年进所）：非常高兴参加这样的聚会，这是我所留苏的同学五十多年来第一次以这样的名义聚会，但愿这不是最后一次。我们有15个人左右，现在已经去世5位，走掉三分之一了。这是一次非常可贵的聚会。我想讲两点：一是在苏联取得的成绩。不论当年的研究生还是本科生，中国留学生在苏联都很努力，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也受到了苏联老百姓的赞扬。“文革”后我的一位苏联同学，当时是年级长，他很随意地给我们写了封信，询问我们还在人世吗？可以想象，我们的苏联同学多么挂念我们。当时苏联人认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人最可靠，而东欧、越南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人都不太可靠。最守规矩的也是中国留学生。二是我们到了法学所之后，没有别的想法，一直在老同志的带领下搞学问。记得当年周新铭副所长领我们进所时，首先参观了图书馆和各个研究室。这些年来，尽管中间经过“文革”，但是，我们都为法学所尽了力，不管在哪个阶段，我们都与法学所捆绑在一起了。在座的学兄学长们可能会有一些差异，但是，在与法学所的感情上都是一样的。我再谈两点愿望：一是希望法学所越办越好；二是希望在座的学兄学长们有生之年要好好保重身体。要说当年去苏联留学，我是从徐州市第一中学被直接推荐进入留苏预备班学习的。记得当时徐州市教育局领导来宣布，徐州市第一次公开选拔留苏预备生，到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编者注）参加考试，我当时考的还是理工科。怎么被选上学法律的，我也不太明白。我记得当时到北京来学俄语，一开始是在中央音乐学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魏公村。当时是北京俄语学院，后来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再后来就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半年前我还去北外校园怀旧，还是以前那五幢大楼，只不过外表装修了一下，学校还是原来老样子。现在装修得非常好。
来源：中国法学网
